8月31日,巴基斯坦总理组建的转基因玉米委员会做出一项重大决定——批准转基因玉米的商业化种植,称这是农业现代化和转基因与传统品种安全共存的关键一步。

然而,仅仅两天后,巴基斯坦农民联络委员会(PKRC)就公开唱反调,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全面禁止所有转基因生物的种植、销售、进口和商业使用

为什么农民要反对?

PKRC的立场非常明确:这不是简单的换个种子种地的问题,而是跨国资本对巴基斯坦种子、农业和粮食主权体系的接管

他们提出了几个尖锐的质疑:

第一,种子独立性正在丧失。 PKRC强调,种子是农民独立性和粮食安全的根基,是世代留种、社区交换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。一旦转向每年必须向跨国种子公司购买的专利种子模式,农民将彻底丧失种子的自主权。

第二,法律框架在助攻资本。 《种子法修正案2015》《植物育种者权利法2016》和《国家种子政策2024》等一系列立法,被PKRC认为是将农民推向对跨国种子供应商完全年度依赖的法律工具。

第三,共存是个伪命题。 政府声称转基因和非转基因可以共存,但PKRC指出,异花授粉的风险会污染传统作物品种,破坏本地农业生物多样性。更致命的是,欧盟、中国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严格执行非转基因质量标准的市场,可能因此拒绝巴基斯坦的农产品出口。

笔者观察

巴基斯坦的转基因玉米之争,本质上是一场关于谁控制种子的博弈。

对中国种业而言,这个故事有三个值得深思的点:

其一,转基因商业化不是批准了就万事大吉。 巴基斯坦政府批了,农民不买账。技术落地的最后一公里,不是实验室里的数据,而是农民的接受度和社会共识。中国转基因玉米产业化正在加速推进,如何做好公众沟通和社会接受度建设,是不能回避的功课。

其二,种子主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焦虑。 当种子从农民可以自留自种变成每年必须向企业购买时,农业的生产关系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这种焦虑不是巴基斯坦独有的——全球南方的农业社区普遍存在。

其三,出口市场的非转基因壁垒不容忽视。 巴基斯坦担心的是欧盟和中国等市场的非转基因标准。反过来想,中国如果大规模种植转基因玉米,是否也会在某些出口品类上面临类似的标准壁垒?这个问题值得提前研判。

种子的未来,不只是技术问题,更是社会问题、贸易问题和战略问题。


来源:Dawn(巴基斯坦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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